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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谭鑫培在北京,还时常出演,所以当谭氏出台演唱的时候,他是每次必到,用心揣摩。不过梨园的旧规,以同行在台下看戏为大忌。他那时在家休养,而又加入春阳友会票房,就以票友的身份,在前台买座听戏。但是还不敢公然高坐,总要拉上两个朋友陪着,在两个位子上坐三个人,他隐在中间,一则免得谭氏在台上看见心里不高兴,二则恐怕谭氏知道他来的目的,可能将要紧的身段给马掉了(内行话所谓减去了的意思),那岂不是虚此一行了吗?所以他不但自己留心,并且还请同去的两位朋友帮同记录词句腔调等等。他自己当然是目不转瞬,全神贯注。戏完回家后大家再在一起研究此行之所得,互相参证,他所得独多,加他的资质及天分,如此苦心孤诣,焉能不一日千里!
宣统初年,我家寄寓天津,先伯亦郊公与下天仙戏院主人为稔友,凡有名角登台,必留长期包厢。那时我已将近十岁,每晚由先伯携往昕戏,设有应酬,即令仆从陪往,高踞包厢,手舞足蹈,自此即酷爱戏剧矣。最使我过目难忘者,即小小余三胜时期之叔岩,当时尚未倒仓,所以嗓音高亢,响遏行云,常唱《战北原》一剧,为配花脸者金某(名字因年久遗忘,据闻后因倒仓不复,改习武丑,沦为班底)。一对幼童,而唱来不输成年,博得彩声不少,此为我倾倒于余氏之始。
孙养农(1901~1985?)安徽人,其父孙履安为票界名丑,曾得到老伶工罗寿山的指点,晚年久居苏州,曾撰写《京尘杂记》一书。孙养农也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名票,幼年寄居天津时,多次聆听过小小余三胜的演出,开始为余腔所倾倒,近20岁时又向名票黄道士、老伶工瑞德宝学戏,但最令其佩服的还是余叔岩。当年孙养农也是余府上的座上客,他虽然在上海服务于银行界,但常往返于京沪之间,在艺术上也得到余氏的指点,后因北平沦陷,孙很长时间未到北方来。后来迁居香港,因当时尚无人为余氏作传,因此孙先生根据多年来的所闻所见,写成《谈余叔岩》一书。该书因在香港出版发行,因此在内地流传很少。
前几年我曾有出版民国京剧史料丛书的想法,故从刘曾复先生手中将原书借出复制。今年3月份余叔岩先生的外孙刘真(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编辑室副主任、编审)见到《谈余叔岩》一书的复印件,萌生了自费重印的想法。我非常支持他的意见,并征得刘曾复先生的同意,紧张的筹备工作就开始了。在保存原书面貌的基础上,将竖排版改为横排版,将繁体改为标准简化字,并改正了文中的一些错别字,对封面和插页照片重新进行了设计。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,一本印刷精美的专著——《谈余叔岩》就送到了我的手中。在兴奋之余,我想到《中国京剧》杂志社还约我写个书评,说实在的余生也晚,未能赶上亲聆余氏的演出,对余派艺术知之甚少,只好将书评改为重印书介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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