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年间丁戊奇荒：河东百姓的大救星博鱼体育- 博鱼体育官方网站- 最新网址“阎敬铭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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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光绪三年，旱情彻底登顶，山西全境几乎无有效降雨，三季庄稼绝收。此时的清廷，正处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，历经十余年太平天国与捻军、回军战乱，国库耗竭、仓储一空，全国常平仓亏空超八成；而手握中枢实权的慈禧太后，既要维系宫廷用度、八旗俸禄，又要筹措边疆军饷、填补历年积欠，每一笔开支都早已划定用途。面对山西巡抚曾国荃一封封泣血上奏的灾情折子，清廷中枢仅能从捉襟见肘的国库中，挤出十万两赈银拨付山西——这笔钱分摊到全省数百万饥民手中，竟不及一日口粮。朝廷的赈济杯水车薪，漕运阻塞导致南粮无法北运，整套救灾体系全面瘫痪，三晋百姓就此坠入灭顶之灾。

　　这位临危受命的阎敬铭，字丹初，陕西同州府朝邑县（今大荔县）人，是晚清公认的“理财圣手”，更有“救时宰相”之誉。道光十四年他考中举人，蹉跎十载终在道光二十五年登进士第，却因相貌朴陋未能留任翰林，被改授户部主事。正是这段看似失意的经历，让他用十余年时间摸透了大清国库的收支逻辑、钱粮积弊与盐税运转规则，练就了一身铁面治财的硬本领。他一生清廉刚正，任职湖北、山东期间，整顿漕运、肃清贪腐，所到之处弊绝风清，民间敬称“阎青天”。

　　临危受命的阎敬铭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即刻启程奔赴晋南重灾区。光绪三年十月，阎敬铭抵达河东，第一站便深入运城、解州、安邑、万泉等灾情最惨烈的区域巡查。眼前的景象，远比奏折上的文字更为触目惊心。《安邑县续志·灾异》记载，运城周边炊烟断绝，十室九空；1878年《申报》实地报道，入运城境，唯闻哭声，不见活人，白骨蔽野，满目疮痍。阎敬铭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下泣血之语：“往来二三千里，目之所见，皆系鹄面鸠形；耳之所闻，无非男啼女哭。”

　　他立刻与山西巡抚曾国荃联衔上奏，力请朝廷特批：全额截留河东盐税应上缴的京饷、协饷，暂停所有非必要盐务开支，授权河东盐务衙门动支全部盐税盈余，就地赈灾。可这份奏折，无异于在朝堂投下了一枚惊雷——动这笔专供京饷与内廷的盐税，等于直接触碰了清廷中枢的根本利益，朝堂之上反对声四起，不少官员痛斥此举“动摇国本”。可阎敬铭与曾国荃以“晋民尽死，赋税何存”的泣血陈词，将河东惨状、饥民绝境一一呈报，最终打动了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中枢。光绪三年十一月，两宫皇太后正式下旨，批准了这一救命奏请，为濒死的河东大地，打开了唯一的生路。与此同时，清廷也在阎敬铭的奏请下，接连下旨减免山西受灾州县的全部钱粮赋税，让百姓无需再背负缴粮纳税的重压，得以全力求生。

　　为了解决最核心的粮荒问题，阎敬铭亲自调度，以盐税银为资本，联合晋南晋商商帮，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粮运网络，远赴河南、陕西等未受灾地区采办粮食，再由晋商镖局护送，沿黄河、涑水河千里运粮，将救命粮源源不断地运回运城。晋商们也主动捐输粮草、腾出商号宅院作为赈灾场地，出人出力全程协济，成为盐税赈灾最坚实的助力。这其中，万荣阎景村李氏家族（原李家大院主人）的善举，成为晋商赈灾中最动人的注脚——据民国《万泉荣河县志》明确记载，光绪三年大饥之际，李氏家族第十三代传人李文阶、李文蔚兄弟，谨遵家族“忠恕”传家的祖训，倾尽家族积蓄在万泉一带放赈舍饭，开设固定粥棚接济流离饥民，救活百姓无数，用晋商世代相传的济世风骨，在人间炼狱里为乡邻守住了一线生机。

　　就在官赈全力推进的同时，一股跨越国界的民间力量，也为河东灾民撑起了另一重生机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，也就是山西大学核心创始人之一，早在1877年便将华北灾情写成《西教士劝捐书》刊登于《申报》，开启了跨国劝捐之路；得知山西灾情远超山东后，他毅然奔赴晋地，于1878年正月深入河东蒲州、解州、安邑等重灾区，亲眼见证了人间炼狱般的惨状。他将沿途所见写成报告发往英国本土与上海外侨社群，引发国际震动，累计为山西灾区募集赈灾善款约20万两白银，其中近三成专项投放于河东运城及周边州县，用于补充粥厂粮源、救助孤弱妇幼、补济掩埋防疫开支，成为阎敬铭盐税官赈之外，最稳定的民间赈灾补充力量。